俞敏洪《在痛苦的世界中尽。。》第2期无论出身怎样都要自强不息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无论出身怎样都要自强不息 从出生到18岁,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庄里生活,和我的童年伙伴一样,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乡邻。我本来应该一辈子过着平平淡淡的农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劳作,然后在每天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变老。 但老天偏偏让我降生在长江边,又偏偏在我家的东边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这座小山,长江便一览无余。那时候还没有污染,可以极目远眺,看得很远很远。一些船从江边过来,又消失在江边;一些云从天边来,又消失在天边。于是我就开始好奇,天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够到哪里呢?感谢我的几个亲戚,因为他们在上海,于是在我8岁的时候,母亲决定带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终于到了上海。这次旅行,长江的壮阔、吴淞口的苍茫、上海的灯光、街道的繁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此,我的心   开始渴望旅行,幻想着长大后要走出村庄,走向更远的地方。 为了能走出农村,我一连参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后,因为考上的人很少,我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吧。我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这样干了两三个月。我们大队初中教英语的老师怀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学生的英语课没有人上。校长听说我高考是考外语的,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学生的英语。我当时才16岁,既没有当老师的想法,也不敢去。我妈一直认为我是一块当先生的料,不应该干农活,就拼命鼓励我去,说这是一个机会,说不定就能够离开农村,不用天天种地了。当时的老师是二十多块钱一个月,这个待遇在农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了。就这样,年仅16岁的我成了代课老师。 我就边代课,边复习,这样复习了大概八个月以后,1979年的高考又开始了。这一年的高考我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这个时候,那个英语老师也生完孩子回学校了,我的课也代不成了,只好再次回到了农村。 第三次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我带领同学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这个班是1979年10月中旬开课的,到1980年春节的时候,我的成绩还在倒数第10位。当年的寒假就放了一个礼拜,我一天没落,整天背课文。结果,四五十篇课文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不知不觉我超过了很多同学,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学期的时候,我的成绩就变成了全班第一。 1980年的高考开始后,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我们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是,我是一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考完以后,我估计自己能考400分,结果只考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8月底,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妈说,以后我到了北京,就回不来了,尽管没老婆,这次把结婚的酒席也一起请了吧。就把家里的猪、羊、鸡全部杀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我们村里的人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大卡车,把我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一点都不觉得累。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大学。 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这次到北京去上大学,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火车。我考大学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没弄明白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三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死背语法和单词。 学生时期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不过我的大学生活还是有些孤独和自卑的,一个农村孩子走进大城市之后的转变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四年大学对我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园,到北京的周围去爬山,我曾经无数次坐在香山顶上看夕阳下山和那些连绵起伏的山。 上学的时候我几乎不大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就带着明显的江阴味道,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说英语也就更加不可想象了。我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天天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里模仿播音员的发音,但是直到今天我的普通话还是讲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