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杨念群：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尤其和赵园老师一起参加讨论有关明清之际的历史转折和士人精神状态这个话题特别觉得有意思。刚才赵园老师非常谦虚地谈到她是文学出身，中年以后才开始研究历史，她的谈话有两点我印象非常深，一个是强调对史料进行精细解读的重要性，另一个是对目前有些学者听凭己意任意剪裁史料的憎恶，这两点恰恰是历史学界特别需要反思和改进的问题。
由此我联想到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我自己曾经长期做晚清和民国史研究，最近五、六年的时间才转到清前期历史方面，在史学界，有关清前期历史的研究著作非常多，也有不少优秀的著作。但当我看到赵园老师的著作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也在试图学习把握清前清历史演进的脉络，却面临着很大的困惑，那就是对鼎革之际“人”的活动状态只有模糊的印象。大家知道历史学的任务是知人论世，但以往历史学最大的毛病在于用一种刻板的意识形态或者西方式的理论，对历史进行任意剪裁，形成了一个貌似可以准确把握的历史认识图景。在这套整体认知的图景中我们可能会习惯性地知道一些历史演变的大趋势或者对所谓总体规律和大结构有所认识，但唯独看不到其中“人”是如何活动的，人在整个历史演变的框架里消失掉了，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空洞判断和结论，无法看到“人”在活生生的历史场景里是如何活动的，在他面临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不是那样的选择，所有的细节过程根本不在我们的考察视野中。赵园老师的著作则完全是从人的角度切入，关切一个人在非常具体的现实场景中，面对周围复杂历史条件的制约，怎么样发挥他自己本身的能力去做出历史选择。这个选择在后人看来可以对也可以错，你可以用是非判断加以评价。但首先应该尽可能完整地展现这个选择过程本身是如何在历史中发生和展开的。如果我们无法知道某个人在具体历史场景中是如何行动的，以及选择这个行动的心理和思想根据是什么，那我们对历史演变的整体脉络和状态也就无从把握。所以如果从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角度评价，以往的历史学往往是论世而不知人，反过来说，只有知人才能够论世，也就是真正做到“知人”以后，历史发展的变化也就是所谓“世变”的状态才能了然于胸。
徐锋把我和赵园老师安排在同一个场合进行对话，是因为我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命运及其与历史转折的关系比较关切，我自己也写了一本书《何处是江南》。但我选择的研究方式，跟赵园老师有一些区别，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研究取向，恰恰是因为受到了赵园老师著作太大的压力，如果仅仅谈明清之际遗民、士大夫群体的变化，那么赵园老师的研究细致入微的程度几达与古人心境合为一体之程度，我自忖不可能在这方面继续有所推进。我必须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进入这段历史。在我看来，明清之际的士人并非是个孤立的群体，他们的思想、行动和心态至少面临着几个大的历史条件的形塑和左右：
一是异族对汉人文明的态度及其统治方式的影响，清朝不是一个汉人的王朝。他们进入到汉人生活区域后，会有自己的一套行为逻辑，这套行为逻辑与汉人统治的方式既有关联又有不同。关于清朝统治的性质问题以往争议很大，有人说它完全继承明朝的制度，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统一和实现有效的疆域治理，有人说清朝实现了大一统恰恰是因为满人皇帝运用了一套不同于汉人的满族式统治逻辑，这套逻辑跟原有王朝体系不太一样，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就不展开谈了。我想说的是异族统治对传统的汉族士人的压力非常大，但这种压力与明代皇权对汉人实施的精神控制有所不同，不可等同视之。同样是士人和皇权的关系，在研究明清鼎革之际时，我们必须还要充分注意种族和文化差异这个背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由此导致清朝士人历史的独特性。
二是南北问题，也就是通常所提到的空间转换问题。空间问题跟种族问题、文化问题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空间问题为什么比较重要？在明清之际转折过程中，实际上对南北异质空间的认识决定了当事人对历史的基本判断。满人入关后建立清朝，是从东北发起，一直往南推进。但如果要看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中心，唐以后就不断往南迁徙，宋代以后儒家、士大夫开始真正占据了中国文明的主导地位，跟皇权之间形成了默契和互动。但宋代士人和清代满人建立起的王朝对疆域、文化和种族的理解截然不同。宋明两代的汉人处理南北文化关系运用的是夷夏之辨的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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