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过小日子的上海

1979年我第一次离开故乡昆明，受李白的影响，自觉书已经读得差不多了，要顺江东下，云游名山大川。最后去到哪里呢？李白去了长安。那时候中国没有长安，北京是政治中心，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像古代长安那样，诗人云集。或者30年代的上海，一块砖头砸过去，必然砸到文人骚客的脑袋。那时代最匮乏的东西不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太强大了，就是在工厂里的工人，马克思的《资本论》选段也是要学习得唰唰纸响。工厂每年都要搞多次政治学习考试，那论述题是什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还要结合实际，不是死记硬背就完事的。工人在一起开口闭口都是“唯心”“唯物”这些抽象概念，不一定像哲学专家那样明白究竟，但是哲学名词已经成为口语的一部分。最匮乏的东西是物质。当时我还没有考进大学，还在一家工厂工作，以现在的时装标准衡量，我们那时候的形象就是一群破衣烂衫的流浪汉。上海是一个物质中心，上海产，那就是最好的，昆明人以家里拥有的上海货多为荣。长江的终点在上海，我于是来到了上海，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夏天，我站在南京路上望着那些摩天大厦，心中荡漾着的是青年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我刚刚读完了斯汤达的《红与黑》，于连是我的偶像，我想像中的于连就是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我们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一家冷饮店里喝了咖啡，很难喝，但在上海喝咖啡，这是我从30年代小说里得到的印象。后来我们决定去一家饭店里豪华地吃一顿，像那些十里洋场的中产阶级。我们走进摩天大楼中的一座，平生第一次穿过旋转门，餐厅里坐着全是穿中山装的人，像是正在开会。我跟着服务员走到其中一张餐桌坐下，菜单就压在玻璃板下面。我瞟了一眼，站起来就跑。那菜单上，最便宜的菜是十三元人民币。吃不起也不至于跑吧？那时候我老害怕着被逮捕，你进入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很警惕，戴红袖章的人到处都是，要盘问，要检查工作证。在上海的胡同里，人们已经不习惯陌生人出现，我们偶尔穿过，正在闲聊的老太太就一齐停下，盯着，看你要干什么，然后窃窃私语半天。你走进了一家大饭店——一百万人中只有那么几百个人敢于走进去的大饭店，你坐了下来，却什么也吃不起，这不是很可疑吗？所以我们拔腿就跑，在饭店里的服务员警觉起来之前。幸好没有人出来追我们。一直跑到南京路上，我们才哈哈大笑。 我们每个人身上只带着一百多元人民币，晚上住在火车站，白天旅游。实在不行要住旅馆，也是去住大众浴室，晚上浴室不营业，供浴客休息的床就出租，五毛钱一个床位，还可以洗一澡。只是床是坡形的，躺一下很舒服，长睡就太难受了，但我们总是睡得很香。 南京路上人群密密麻麻，都是来买上海货的，但商品并没有堆积如山，商店并不多，少数的几家店里，挤得水泄不通，也就为了称几斤大白兔奶糖带回去。我们中的一位，第一次出远门，怀里揣着一百多元巨款，缝在内裤上，感觉到处都是小偷。他自告奋勇，总是跟在大家后面，提醒我们这个人很可疑，那个人眼神不对，小心啊，丢了就回不去了。我在一家较小的铺子里买了一双黄皮鞋，二十二元，这种皮鞋我在“红卫兵”抄家的时候看到过一双，但昆明的皮鞋店里的皮鞋都是黑色或棕色的。除了这双皮鞋，我还买了两本书，就是我此行的收获。 晚上，我们去外滩看，外滩在中国相当有名，就像一个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名声暧昧，与男女之事有关。去过的人神秘地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而且告诉我们要在八点到十点之间，去早了，人还没有来，去晚了，人就走了，戴红色袖章的人不准大家待到十点以后。我们到了外滩，看呆了，一对对男女面贴面，搂着、抱着、挨着，一对接一对，沿着黄浦江边的栏杆排下去，一眼望不到尽头，就像解放前夕，钞票贬值，南京路上排队换金圆券的人，只是排队的目的不同。大家耳鬓厮磨，喁喁私语，嗡嗡之声像是天空里飞翔着无数的蜜蜂。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到处是高音喇叭，你在公共场所听见大声的喧哗，那必定是在喊口号、念社论、开庆功会、批判会。公众，居然发出这种声音，我从来没听过，将来恐怕也不会听到第二次。有些人居然抱成一团！没有路灯，黄浦江上有些微弱的光，只看见黑影憧憧，也够令人热血沸腾的啦。在外省，这可能就要被当作流氓抓起来。新来的恋爱者，只有在一旁等着，等先来的恋人谈完走了，才能插进去。我们走了一阵，看别人谈恋爱，很是孤独。 …… 热衷于过小日子，在那个时代，是要被鄙视的。我经常听到人们揶揄某人，就说他只会过小日子。过小日子，那就是小市民。谁不是小市民呢？大市民又是谁？好像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没有鄙夷小市民的传统，市民就是市民，无所谓大小，没有贬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市民社会的颂歌。西方的看法不同，恩格斯揶揄他们民族最伟大的诗人歌德是法兰克福的小市民，“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主张歌颂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反对歌颂小市民的鄙俗风气。这种思想影响了19世纪以降的世界激进文学，成为时髦。写日常生活的上海作家张爱玲，被许多大文豪视为庸俗。她居然写这些：“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烧鸭煨汤，汤清而鲜美。烧鸭很小，也不知道是乳鸭还是烧烤过程中缩小的，赭黄的皱皮上毛孔放大了，一粒粒鸡皮疙瘩突出，成为小方块画案。这皮尤其好吃，整个是个洗尽油脂，消瘦净化的烤鸭。”鲁迅当年也住在上海，他住在四川北路。读鲁迅的文章，看不出这是一条怎样的四川北路。今年我又去了上海，到了四川北路，发现那就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在一里弄里，我吃到了上好的老鸭粉丝汤，真是美味之至。鲁迅大约对老鸭粉丝汤之类的视而不见，他的文章里从来没有提到，他吃不吃呢？不知道。我想起甘地，奈保尔说，尽管甘地在英国待了三年，他的自传里却丝毫未提及气候或季节，除了到达当天正值九月末，甘地穿着白色法兰绒登岸，因为不适宜而感到尴尬，下一次明确提到的时间，是他离开那天。“没有关于伦敦建筑的描述，没有街道，没有房屋，没有人群，没有公共交通。1890年的伦敦是世界之都，对一个来自印度小镇的年轻人来说，伦敦一定叹为观止。”奈保尔认为甘地“精神内聚是强烈的，自我专注很完整”。“他的体验，发现和誓言，只满足着他自己作为印度教徒的需要，满足在置身敌意中界定并强化自我的需要，它们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奈保尔肯定是这个世界普遍的小市民中的一个，他关心的是生活世界的在场，是日子如何过。他大约会同意张爱玲女士的名言“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20世纪，文豪关心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宏大叙事成为时代写作的主潮。到“文革”时代，过小日子都已经成为罪行，“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暴力成了生活的常态。都热衷于过大日子，大日子怎么过？在广场上，服装一致、万众一心、旗帜招展、高音喇叭。恩格斯的观点只是他的观点而已，并没有使德国成为鄙夷小市民的社会，托马斯·曼、卡夫卡、伯尔⋯⋯这样的小市民作家继续出现并伟大。而在中国，鄙夷小市民却成了人们普遍的价值观，真是可叹！20世纪，人们为主义、观念而活，不为过日子而活。但日子总得过，过日子事关吃喝拉撒，文化上不给这些事情正名，于是小日子总是过得偷偷摸摸、猥琐狼狈。如果不是美国的一位文学批评权威夏志清出来赞美张爱玲，我很怀疑中国读书界是否会认识到张爱玲的不同凡响，在中国20世纪这种文化环境中，张爱玲真的是太另类了！“可以不顾左派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式的写作，在20世纪的中国确实是独一无二。“文革”之后，继续革命使人厌倦，人们想停下来过过日子，绘画绣花，请客吃饭了，生活的力量卷土重来，西方写小日子的大师，像乔伊斯、普鲁斯特都翻译过来了。但鄙视日常生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小传统，积习难返，“过小日子”，一时半载是难以名正言顺的。蔑视倒没有了，但无视依然继续，而且麻木不仁，变本加厉。 现代化不幸正是建立在这种普遍地鄙视日常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上。所以我国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很少从居民如何在其中过小日子、如何颐养天年考虑。只考虑宏伟、高大、宽阔、欣欣向荣、金光大道之类的形象，等而次之的则考虑政绩、轰轰烈烈搞一把，高升。考虑经济利益，考虑如何卖掉，房子按照商品房设计。别小看这一点，从家的角度和从商品的角度设计房子是有天渊之别的。古代中国的房子是家，现代则设计成商品房了。政绩也是以高大全的形象是否确立为标准。因此，新世界的建设以摧毁日常生活的小世界为代价，毫不可惜。建立在传统和经验世界上的中国日常生活世界被视为落后、丑陋、丢脸、脏乱差。昆明城市改造，几个月就消灭了七十多个菜市场。新世界建立了，意识形态的象征在现实中得到表现，日常生活世界也消失了。无数故乡消失了，同质化的新世界席卷中国。根据图纸设计出来的形象，面子、观念、商品经济倒是确立了，但不利于过日子。过日子很难看，很庸俗，很丑陋，很脏乱差。张爱玲说，“生命是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虱子，不要因为虱子忽略了袍子本身的华美”，现在，连袍子都无影无踪了。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0年11月号） 未完待续